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，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、朱德画像摘下来。对此，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：“如果并列起来一提，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，似乎主义就是我，而请马、恩、列、斯来做陪客。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，而是做先生的，我们做学生。”他还说：“如再搞一个主义，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，这对革命不利，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。”那次会上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，中央全会立下了六条规定：一不祝寿；二不送礼；三少敬酒；四少鼓掌；五不以人名作地名；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。
　　1948年5月1日，毛泽东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，信中写道：“弟已拟了一个草案，另件奉陈，以上诸点是否适当，敬请二兄详加考虑，予以指教。”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：“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。先生南侨硕望，谨请命驾北来，参加会议，肃电欢迎，并祈赐复。”在给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：“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，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。”对于这些民主人士，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，如“弟”“予以指教”“并祈赐复”“至盼”等，谦虚之情跃然纸上。
　　1949年６月，毛泽东再次诚邀宋庆龄，写道：“庆龄先生：重庆违教，忽近四年。仰望之诚，与日俱积。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，建设大计，亟待商筹，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，专诚欢迎先生北上。敬希命驾莅平，以便就近请教，至祈匆却为盼！”信中的谦词——“违教”“仰望”“趋前致候”“敬希命驾”“就近请教”“至祈匆却为盼”等，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。
　　谦虚是一种品格，一种姿态，一种风度，一种修养，一种胸襟，一种谋略，更是一种智慧。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可以看出，“谦虚”，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、宗旨、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，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。
　　（摘自2015年第2期《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，原标题为：《谦虚——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执政智慧》）